郑氏明神宗朱翊钧贵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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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郑氏明神宗朱翊钧贵妃

    姓名:郑氏
     
    生卒年:?~1630年
     
    籍贯:明大兴(今北京大兴)
     
    婚配:明神宗朱翊钧
     
    封号:贵妃
     
    子女:一子朱常洵
     
    谥号: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
     
    郑贵妃妖艳娇美,又最善迎合万历的心意,故深得万历的欢心。一入宫即被晋封为贵妃,甚至位分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。
     
    朝廷的百官群僚对此极为不然,他们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。按礼,母以子贵,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,地位仅可略低于皇后,除皇后之外,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。群臣都认为,郑贵妃一入宫即受万历如此宠幸,恐怕非盛世应有之事,实应尽快加以纠正,至少也得把王恭妃晋位加封为贵妃,才算是合乎礼法。开始还是私下议论,最后朝廷内外,全国各地都在议论不休,闹得举国纷扬,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铺天盖地袭来,搞得万历十分气恼,又不知如何是好。郑贵妃却只淡淡地说了句:“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,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?”所谓“留中”是指君主把臣下送来的奏章,留在禁中,不批示,不交议。万历一听,心花怒放,不禁脱口说道:“知我者爱妃是也。”就这样时间一长,果然为此而上奏章的越来越少,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来。
     
    斗转星移,郑贵妃有身孕了。竟生下了个小龙子,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。这下可把万历高兴坏了,又是摆喜筵,又是搞庆典,最后一项最为重要,就是把郑贵妃又晋封为皇贵妃。这无异于油锅里撒了一把盐,上疏论争的人又哄然而起。大家都一致认为,特意把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,最有可能是为了废长立爱。因为“母以子贵”,也可以是“子以母贵”,皇后所生的儿子称为“嫡子”,是理所当然该立为太子的,皇贵妃与皇后相差无几,又加上位分超出王恭妃许多,极有可能会把皇次子立为太子,晋封郑贵妃一事就是种试探,也是为将来打个埋伏。对此群臣越议论越觉得郑贵妃其人实在奸诈,意欲窥窃神器,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,若不予以迎头痛击,其图谋必然得逞无疑。
     
   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是第一个上疏切论此事的,他那份一针见血的奏疏,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,长达10年的建储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。
     
    万历看过姜应麟的奏章以后,顿时大怒,立下圣旨,降谕道:“郑贵妃敬奉勤劳,特加此殊封。立储自有长幼,姜应麟疑君卖直,可降极边杂职。”御旨—下,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,但旨中有“立储自有长幼”一语,群臣一见便欢呼雀跃,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。万历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,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,按照“立储自有长幼”原则赶快立储时,方才感到一时疏忽,竟然如此的失策。
     
    很快这股浪潮,形成了汹涌澎湃之势。在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,便是以主张立谁为储君,是否主张立储,作为辨别忠奸正邪的试金石,以致阁臣、九卿等,为了表白心迹,也不免上书争论此事。吓得支持郑贵妃的党徒也不敢出面,怕反而因此会被舆论抓住把柄,更不利于皇三子地位的上升。只好让万历一个人去顶着。万历觉得此次不比上次,若再采取留中的办法恐怕是不行了,经过与郑贵妃的一番密谋,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,拖拖看。万历于是强行以“皇长子年纪尚幼,尚不宜立储”为由,将立储时间一拖再拖。群臣激愤,屡屡上疏不止。
     
    郑贵妃心有不甘,就指使爪牙再想些办法。于是又想出一个“待嫡”之说,要万历加以宣谕。强调立嫡,因为所有的皇子都不是嫡子,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。可这待嫡之说又很快被众议驳倒,因为立嗣虽应以嫡子为先,但却无必授嫡子之说,而是“有嫡立嫡,无嫡立长”,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,正是由于他是合于“无嫡立长”这一条的。这时候私下已开始有人议论,说待嫡之说实在不通,就是当今的万历皇帝亦非嫡子,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,也就很快流产了。一计不成,又生二计,这些人转眼又想出了一招,要郑贵妃请求万历,来个“三王并封”。
     
    所谓“三王并封”,就是在建储之前,先把皇长子朱常洛、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先封王。只要三人同日封王,彼此都别无二致,下一步就好另做手脚了。郑贵妃于是让万历交与阁臣拟旨,就在拟旨之时,外面又早风闻此事。大家细细一研究,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。经过阁僚的反对,这招又不灵了。
     
   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,皇长子朱常洛已长至20岁,皇三子朱常洵也已年至16,但都还没有成婚。万历此时也被搞得精疲力尽,终于在公元1601年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,并于第二年为他完了婚。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。
     
    皇长子虽然已被册立了,可幕后的斗争仍在继续。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、伯父郑承恩、哥哥郑国泰比以前更起劲地在暗中搬弄是非,挖空心思要把已被册立的太子给废掉。他们又决定利用“妖书”一案,挑起事端,借以扩大影响。所谓“妖书”一案,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。那时候有个刑部左侍郎叫吕坤,在他任按察使出巡山西时,写了一本名叫《闺范图说》的小书,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图说。恰巧内监陈矩奉诏在外收书,这本小书也在被收之列,运进宫中。万历偶尔翻见到此书,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。赐者无意,可受者有心。郑贵妃自己又另外加上了十二个人的图说,并且为之作序,交给她的伯父郑承恩拿去刻版成书,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。给事戴士衡因为和吕坤有仇隙,便借这件事上疏弹劾吕坤假手承恩向郑贵妃进献此书,借以谄媚,勾结内宫,包藏奸诈。这时突然有人给《闺范图说》作了名为《忧危竑议》的跋,流传于世。跋文中说,吕坤撰《闺范》一书,以汉明德马皇后为首,是由于那马皇后乃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。他的用意,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。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深意也实在于此,即为自己的儿子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,加以宣扬罢了。跋文还在最后说明了该文取名的含义所在,它提到吕坤曾上过名为《忧危》一疏,其疏中可以说无事不谈,但偏偏不谈论当时最为世人瞩目的立储一事,因此吕坤的用心,就此可见一二了。这篇跋文明里是冲着吕坤的,但明眼人一看便知,其锋芒是直接指向郑贵妃的。所以郑贵妃及她的家人同伙一致认定,作此文者必定是出于弹劾过吕坤的戴士衡,或曾弹劾过郑贵妃的全椒县知县樊玉衡二人之手。郑贵妃于是通过万历之手立即贬处了二人,才算罢手。
     
    这事本来已算了结,不知是好事者还是郑贵妃的爪牙所为,又抛出一篇名叫《续忧危竑议》的文章,成了千古不解之谜。但因此案却又有很多人遭受了飞来横祸。这篇续议名义虽似老调重弹,而意指却已全非,文章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,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。因为皇上是被逼无奈的情况下,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。这篇文章是假托一位叫“郑福成”的人与来客对答的方式而写成的。那时候皇三子朱常洵已被封为福王,从这一取名,一望便知,是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。文中特意举一例证,来证明确有其事,万历曾经特谕一名叫朱赓的入阁为内阁大臣,这个朱赓的“赓”字,就是“更”的意思,因万历忽然有此一命不是含意很深吗?这是向世人暗示要更换太子了。大学士朱赓因文中牵扯到了自己,就寻到这篇文章让万历过目,以明心迹。万历阅过此文,不胜恼怒,立刻严令锦衣卫,一定严加侦缉,务必使主犯归案授首。此案一出锦衣卫便假公济私,借以官报私仇,屡兴大狱,使好多人,上至朝臣下至百姓都无辜受害,死于非命,最后此案竟不了了之。
     
    郑贵妃的种种阴谋伎俩均未奏效以后,曾一度绝望过。因为还剩下一个希望,就是王皇后早日死掉。只要王皇后一死,正宫之位就非郑贵妃莫属。到时候“子以母贵”,母正位中宫,其子自然成为嫡子。这种想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,王皇后身体一直不太好,加上不为万历所喜而心情抑郁,更有甚者其各种供给差极了,就是盼着她早死。可由于王皇后生性清心寡欲,态度超然,再加上李太后多方保护,居然熬到了公元1620年,只比万历早死了几个月而已。郑贵妃手段用尽,绝望之余,就要铤而走险。
     
    公元1614年,李太后死去,顾忌再也没有了。于是郑贵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,这就是次年发生的著名的“梃击”案,此乃明三大案之首案。
     
    次年五月初四傍晚,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,手持枣木棍,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,打伤守门太监,直至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,扰攘多年的明末之案终于发生了。
     
    第二天正好是端午节,皇太子急忙地把夜里发生的一切向万历启奏。万历得奏以后,就命先将罪犯交由近处法司先行审问。审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上奏报初审情况大致如此:罪犯名叫张差,是蓟州(今河北蓟县)人。自称靠乞讨为生,语无伦次,若似疯癫。但是察看他的相貌,又像很狡猾的样子。因此最好还是交由法司严讯。刘廷元久历宦海,这个奏章写得很圆滑,既说张差像个疯子,又说看来很狡猾。各方面都带着点。又都不说死,可把此事顺利交出,本人落得个干净。
     
    此案接着移交到了刑部,由郎中胡士相、员外郎赵会帧和劳永嘉三人会审。那时候太子早晚将废的传说已经流传多年,成了妇孺皆知的事了,何况郑贵妃一家又是越发显赫,上下左右,到处都有她的心腹党羽,就连当时的内阁方从哲也听从她的指使。有鉴于此,有些人习于官场,见风使舵,哪还管了什么理不理的呢。因此便抓住是疯子一点,由此串讯,说这个叫张差的原是卖柴草的人,由于柴草被人烧去,气得疯了,于四月间进京诉冤。在路上,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和他同路,他们骗张差说,诉冤没有状子,可以拿一根木棍代替。张差信以为真,就手持木棍,从东华门潜入,一直溜进了慈庆宫门。按照律令,手持凶器,潜入宫门,应开刀问斩,何况还打伤了内侍,更应罪加一等,即刻斩决。三人把案卷送呈刑部代转,只待听候处理审批了。没想到外间对此早有所知,举朝为之大哗,奏疏再次像雪片一样飞来,都说张差入宫行凶,幕后必有操纵者,而刑部就事论事,只论张差一人,而且这样慌忙草率欲予处决,很显然是要杀人灭口,庇护幕后之凶。应请另予详审,查出元凶,以正视听,以服国人。上疏的言词还略客气些,而私人议论,都认定只有郑贵妃等人在暗中指使才有人敢做出这样的事。这使得郑贵妃一伙极为惊慌。连忙请万历给他们做主,万历想了个办法,让刑部对张差严加监管,外人一概不许过问此事,想以此封锁消息。
     
    虽然把张差与外界隔离了,少些麻烦,可哪里晓得,纸里是包不住火的,这时候出来了一位勇敢正直的朝臣,终于把此事弄得水落石出。他就是刑部主事王之宷。王之宷在入刑部之前曾做过知县,对于审理案情,颇有手段。他虽未被委为梃击一案的审讯者。对此案没能公开审问,但既然身在刑部为官,自然总可想出些办法。他反复思考着,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,何不请求管理牢饭,这样不就可以接近张差,并以此为诱饵,设法使张差招供呢?想好以后,王之宷就讨下了兼管牢饭的这个差事。他亲自率领狱卒给犯人一一送饭,唯独把张差放在了最后,使他早已感到饥饿难忍。当张差饥肠辘辘的时候,才眼看着王之宷等人慢慢腾腾地提一篮香喷喷饭菜走了过来。谁知走到张差跟前却让人把饭摆在一边,要张差供出实情,才能吃饭。此时的张差已经受了几次杖刑、体力早已不支,而且饭时又早已过了,在饿得再也难以忍受的情况下,语无伦次地说:“我是来告状的,你要问我什么?”又说:“打死我吧,什么都没用了!”王之宷令狱卒把饭送到张差的口边,又让两名狱卒紧紧地挟住他,不让他够到,就说:“看见啦,饭就在眼皮底下,只要实说了,马上就吃,若不然,只有饿死了!”张差经不住这一治,开始实说了。经过三番两问就已合盘托出,虽还不免有深藏不说的地方,但这些就足以说明问题了。那么张差究竟交待了一些什么?原来张差确是蓟州人,小名叫张五儿。他之所以来到北京是由他们乡里的马三舅和李外父,叫他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(民间习称内监为老公)来的。他们叫他一切都听从老公的吩咐,还说事成之后还可以给他几亩地。他进京后,进了一条不知是什么街名的大宅子,有个老公拿出饭来给他吃,并且对他说:“你去闯一闯,看见人就打死他。打死人,我们会救你的,快去吧。”说完,给了他一根枣木棒,并把他带进了后宰门,一直带到那宫门口。在那里,他打翻了一个看门的,但随后又来了很多的老公,他才被捉住了。
     
    王之寀知道张差的供词还有许多不实之处,只要再来次大审,一定会把事情来龙去脉,弄得一清二楚。于是,他把张差的供词,呈送给刑部侍郎张问达,请代为上奏。奏章中说依他看来,张差不疯不傻,而且很有胆量。希望能押送到文华殿,举行朝审,或交九卿科道和三法司共同会审也可。这样定会审出详情,抓住幕后的操纵者。张问达把王之寀奏章奏上以后,万历感到十分挠头,只好暂不批复,留中了事。但奏章的内容却不胫而走,朝中上下又一哄而起,其中促请最力的有大理寺远王士昌、行人司正陆大受、户部主事张庭、给事中姚永济等人。在陆大受的奏疏中,竟多处直书“奸戚”二字,矛头直接指向郑承宪等人。万历对此既感愤恨,可又拿他们没有办法,只有故伎重演,一概留中不予过问。此时的郑贵妃和她一家更是感到惶惶不可终日。他们不断派人四出活动,但仍无法缓和这凶猛的来势。正在这时,说也无巧不成书,又有个叫过庭训的御史,也曾上疏言及此事,说这是“祸生肘腋,不容不闻”。万历把奏疏留中之后,这个过庭训竟移文到蓟州,要那里的地方官把张差原来表现如实奏上。蓟州知州戚延龄很快就给过御史来了回文,这个回文对郑贵妃一方极为有利。
     
    文中说,张差确实是个疯子,他所以成疯,是由于郑贵妃要在蓟州修庙,派来内侍在那里设窑烧砖,居民把打来的柴草卖给窑上能很快获利。张差闻知就把家里的田产都变卖了,去抢着做柴薪生意。砖窑附近的人痛恨他抢夺生意,暗中把他的柴草都给烧了。张差向主持此事的内侍起诉,不料反被大骂了一通,因此就气疯了,手执木棍闯入京城想去告御状。这一回文与先前刘廷元的初审供词极相吻合,而且比那个供词更为详尽。这样一来反而有人怀疑郑家不断派人四出活动,能量极大,说不定蓟州知州戚延龄也事先受了郑家的贿赂,才如此这般地写。蓟州回文一到,郑家就像捞到了救命的稻草似的,又十分活跃起来,连初审的刘廷元也跟着重新多方活动起来。
     
    万历本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,只处置张差一个就完结了案。但经不住群臣们的一再抗争,万历只好降谕,命在五月二十一日由刑部会集十三司的司官和胡士相、王之寀等人,再行会审张差。这一回张差彻底招供,顿时朝野为之大震。他招出了以前没有说出的人名和地名:马三舅本名叫马三道,李外父本名叫李守才,那个不知姓名的老公是去修铁瓦厂的内侍庞保,他去的那所大宅,是朝阳门外内侍刘成的住宅。他还供认,是庞保和刘成让他去闯宫的。他们告诉他:“打死小爷(宫中太监称太子为小爷),有吃有穿”。张差还供出了他的同伙,他们一共5个人,他的姐夫孔道也是其中之一。
     
    经此一审,案情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,刑部有鉴于此,再也不能拖延了,马上行文蓟州,责令速拿马三道、李守才、孔道等人归案,并解京候审。又行疏请求,让法司到大内,拘传庞保和刘成对质。这样一来,连常常首鼠两端的首辅方从哲也竟和给事中何士晋等人上疏,请求务必穷追到底。朝中上下形成了一面倒的势态。万历也深感没有别的办法,只有降旨,准予严办此案。
     
    现在最紧张、最害怕的莫过于郑贵妃了。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于是跑到万历面前,一见面就连哭带嚎地要万历给她娘俩做主,不然的话,就要死在万历的面前。经此一闹腾。果然万历心酸起来,又是哄又是劝。最后万历想出了一条妙计,叹息着说而今只有太子能救得了你了。郑贵妃于是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,抽泣着,来到太子宫殿,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。太子受惊不小,连忙回拜。郑贵妃顺势拉着太子的手,伤心地哭诉着求情,求太子救她们的命。太子也感到还是尽快了结的好。所以他听罢郑贵妃的哭诉以后,很痛快地答应了。群臣们虽不买账,也无可奈何了。
     
    群臣刚一退,万历就急忙传旨,速斩张差。于是第二天张差便被押赴法场,一命呜呼了。也就在这一天,庞保和刘成也被押送到文华门听审。万历降旨给司礼监,让他们在内廷暗中处死了庞保、刘成。梃击—案至此算是草草了结,郑贵妃一家安然无恙。
     
    公元1620年,明神宗死了。皇长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了皇位,是为明光宗。可他在位才30天。为什么在位只有这么几天呢?这还得从明末三大案的第二大案——红丸案说起。
     
    梃击案了结以后,郑贵妃眼见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动摇了,对自己的前途很是担忧。为将来着想,现在必须讨好皇太子。于是郑贵妃索性顺水推舟,借着感激皇太子在梃击案中的搭救之恩,极力接近皇太子,以改变长期的紧张关系。一段时间后,郑贵妃摸透了皇太子脾性,发现他跟其父万历没有什么两样,都是一样的贪财好色,嗜酒使气。抓住了皇太子的弱点。郑贵妃就有了办法,她常常给皇太子送些珠宝、赏玩,至于金钱更不在话下了。她还在自己的宫中选出8名最为漂亮的美女,送给皇太子,让她们一定要尽心尽力服侍未来的皇上,使他心满意足。
     
    吃足了苦头的皇太子,经梃击一案后,境况大有改观,饱暖思淫欲,皇太子开始放纵,整日耽于酒色之中。年纪尚不足40,却早已垮了身子。等到即位称帝时,已病得很重,没过几天就病入膏肓,卧床不起了。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剂泻药,光宗服后,腹泻不止,一日要拉三、四十次。后来,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,自称是仙丹。光宗服后,觉得精神大有好转。过了半日,李可灼又献上一颗,光宗再服之后,睡到次日凌晨,竟再也没有起来。此即为“红丸案”。
     
    光宗一死,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。最后,李可灼充军,崔文升贬放南京,方从哲和郑贵妃却都躲了过去。红丸案也就这样收了场。光宗死后,她又唆使光宗李选俦霸居乾清宫,酿成“移宫”一案。在朝中正派官员主持之下,才挫败了郑贵妃的阴谋。
     
    郑贵妃一手制造的三案,遗祸之深,为历代罕见,但她本人却屡次有惊无险,安然地度过了余生。
     
    公元1630年郑贵妃去世,被谥为“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”,埋葬于银泉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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